冯小刚出席首映礼。本版摄影本报记者任峰涛
昨天的首映礼现场，冯小刚导演携徐帆、张国立和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接受媒体采访。冯小刚称，18年前看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后，他就想拍这部电影了，现在的电影和最初的设定有较大的出入，“如果是10年前，我可能会让老东家在最后丧失生存的勇气，但现在我让他和小女孩相依为命活下去。”如今的这个结局包含着他的一种悲悯情怀。
本报记者易东方
□冯小刚
自评对民族有新认识
冯小刚透露，18年前看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后，就被这个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没有人物的小说给吸引了，同时也体会到了刘震云对民族性的思考及有关“幽默”的发现，“1942年于刘震云，不仅是一场灾难及大规模死亡的‘纪实’，还是可以探勘这个国家民族性的样本。当灾民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死亡，生死就如同儿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幽默’呢？它让我对民族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于是，他决定要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
回顾拍摄动机，冯小刚总结说：“我觉得电影就两个价值，一是认识价值，二是娱乐价值。《一九四二》首先有认识价值，认识我们的民族性，这可以说是我拍这部电影的野心。”
他认为，所有观众看完电影后，会对中华民族有一个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就认识到了很多民族优点。这个民族承受了这么多苦难，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她身上一定有很多民族优点，比如生命力顽强，比如面对灾难时的勇气，这一切可能都是。同时，我们的民族为什么遭受了这么多灾难？历史不断重演，这个民族的问题在哪儿？观众在堵心的同时，电影可能会给观众部分答案。”
片中有几个桥段特别精彩，例如徐帆饰演的母亲花枝把自己卖给了别人，临走时与丈夫栓柱换裤子；还有星星把自己卖给了妓院，因为吃得太撑以至于难以弯腰服侍客人。冯小刚说，这是刘震云写得最震撼的桥段，“他写灾难，写饥饿，但最后写的是饱，我觉得太有力量了。”
结尾表现了悲悯情怀
《一九四二》的结尾，小女孩说：“我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了。”老东家说：“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小女孩说：“爷。”然后，老东家牵着小女孩的手逆着逃荒的人流，从山坡上往下走。
冯小刚坦言，经过十多年的酝酿，现在的电影和最初的设定有较大的出入。如果是10年前，他可能会让老东家在最后丧失生存的勇气，但是现在他选择把希望放进去，让他和小女孩相依为命活下去，“如果以前拍摄，我会把我的态度放进去，以前可能觉得拍得越黑暗就越深刻；但现在我觉得，任何东西都要有所节制。所以，我和刘震云的态度不重要了，但是电影不能没有态度，电影的态度就是电影人物的态度。”
最终，冯小刚选择让老东家与小女孩互相救赎，“很难说是他救了小女孩，还是小女孩救了他。如果没有这个小女孩，他可能就是想死得离家近点儿。我觉得小女孩从某种程度上搭救了老东家，让他这个在绝境中挣扎、以致想求死的人，内心中又涌现了生的勇气。”
冯小刚称，《一九四二》是人性最黑暗也最温暖的一个剧本。他说，如今的这个结局，包含着他的一种悲悯情怀，一种人物和命运的和解，“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作为一个观众，我很怕看到那种黑暗得一塌糊涂的电影。”
下一部想要拍轻松的
如今，《一九四二》即将接受观众的检验。冯小刚说，他的这个梦圆了，突然觉得轻松了，“如果问我拍完了是什么感觉，有一个阶段是看哪儿都不对，怎么都不是。等到混录完了，感觉才开始变好了。过去我会想，如果把《一九四二》拍完了，我会如何如何，现在比原来预想的要平静。”冯小刚直言，他不敢说这是他拍得最好的电影，但一定是他拍得最用心的电影，“拍的时候太累了，将近五个月，全是在冬天，全是在野外，每天在山西不停地跑。这部电影准备时间最长，拍得最辛苦，是我最在乎的一部电影。至于是否最好的电影，还得观众去评价。”
此前，冯小刚与华谊兄弟签订了五部电影的合作协议，如今还剩下四部。冯小刚坦言，下一个缘分还不知道在哪儿，“导演拍一部电影，就是跟它有一个缘分，跟作者的缘分，跟每一个合作的人的缘分。有的人很熟，也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没有合作成？我想来想去就是缘分没到。”接下来，他想拍部轻松点儿的电影，也想趁机休整一下，汲取更多的养分，“我现在觉得，和人打交道是一件特别累的事。人不能在两边都是高墙的窄巷里长跑，拍完一个拍下一个，这样我会看不到重点，而且感觉越跑越窄。有时候离开这两道墙，做点别的事或者休息一下，让你的世界打开，再回来拍片肯定会不一样。”
□徐帆演母亲抒发不同感情
徐帆扮演的花枝在逃荒路途中显示出护犊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徐帆直言这个角色对她而言是一个挑战：“导演要求我化繁为简，我发现减法远比加法难。”
在拍摄一场与子女离别的戏份时，徐帆与冯小刚发生了分歧。她说：“拍了三条后，他把我叫到监视器前。他说，我要你把所有的台词连在一起说，不要讲求情感。但我做不到像白开水一样说，我当时的思绪特别乱，控制不住地想流泪。”但是冯小刚坚持认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悲伤显得太奢侈了。最后，徐帆在冯小刚和张国立的共同帮助下，强忍住了作为一个母亲的难以抑制的悲伤之情，用粗粝和麻木的感觉完成了表演。
与《唐山大地震》中的李元妮相比，徐帆说，两个角色虽然都是母亲，但她不可能用元妮的方式来演绎花枝，“花枝具有灾民的特殊性，他们看惯了死亡，他们都麻木了，但李元妮不能麻木。”她坦承对扮演母亲很有兴趣，可以给自己找抒情的渠道，“生活中太实际了，我没法抒情，我只能凭借不同的角色抒发不同的感情。说起来是工作，其实是在梳理自己不同的情绪。”
□张国立拍完戏瘦了24斤
张国立在片中扮演老东家的角色，“这部电影拍摄的第一个月，我瘦了17斤。整部电影拍下来，瘦了24斤。”他说，拍到最后总感觉心脏承受不了，气紧、犯晕、手抖，严重低血糖。他称在拍完杀猫那场戏后，自己几乎是个灾民了，“饿肚子之后，人会做一些绝望的事情，一些对他们来说没尊严的事情，这是最恐怖的。”
拍戏时，张国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野地里化妆、穿衣服，自然就进入了角色，“你不用控制情感，不用刻意，表演就会有个质的变化。”最后一场戏，老东家带着小姑娘往回走。张国立说，他知道这个镜头拍完就该是字幕了，“那场戏拍完我流泪了，那是张国立的泪，不是老东家的，因为他已经麻木了。”
□布洛迪当绿叶也很开心
2002年，阿德里安·布洛迪凭借电影《钢琴家》摘得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男演员奖。《一九四二》中，他扮演了一个配角——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的记者白修德，他把河南灾民的真实生活呈现在蒋介石面前。
布洛迪知道，《一九四二》不是白修德的故事，而是一部群戏，是讲述中国的失去和痛苦的故事，能帮助大家完成这个故事，他已经很开心了，根本不介意自己是否男一号。之所以加盟该片，布洛迪称源自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对冯小刚的关注和对新体验的兴趣。他对冯小刚尤表敬意：“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跟不同的剧组都有接触。中国剧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小刚对群众演员非常关心，经常替大家着想，关心演员是否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