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对李庄的控告与申诉，公众无需做过度的阐释与解读，司法机关更无需考虑过多的法治外因素，一切只需回归法治理性，按照寻常刑事司法的判断逻辑去做便是。只有这样的办案思维，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法治思维”。
几乎已淡出舆论视线的李庄，近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指责重庆市公安局李庄案、龚刚模案专案组所有警员涉嫌徇私枉法罪，据龚刚模称遭重庆专案组警察逼迫后陷害李庄。
自李庄案进入公共视线以来，因为重庆打黑附加上的特殊政治色彩，一桩原本寻常的案件，却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舆情中，上演出一幕幕让人捉摸不透的司法大戏。从当初龚刚模检举到李庄被判刑入狱，从李庄刑满时又被追究“遗漏罪行”到检方最终撤诉，从李庄被释放后不断申诉到目前向最高检控告，李庄案在全然不同的背景下，再度进入“又一季”的舆情漩涡。
李庄究竟有无教唆龚刚模编造虚假口供，龚刚模及其家属被专案组强迫作伪证是否属实，这些关涉刑事司法正义结果的关键事实，无疑有待于更高司法机关秉承独立与公正的原则调查清楚。这不仅是满足被告人申诉诉求的需要，更是为了还公众一个“看得见的正义”。而在这一季中，人们更是期待司法的权威结果，能让公众发觉李庄案合乎法治逻辑的判断过程，而不是其他非法治因素的干扰。
回溯李庄案当初的舆情纷扰，其中引起法律界人士最为忧虑的一点，就是案件被置于非同寻常的打黑背景之中，在运动式的执法逻辑下被快速审裁终结。司法程序、刑事证据、辩护权利等方面的瑕疵，让案件的发展及结果最终超出法治理性控制，不仅无法展现出刑事司法“看得见的正义”，而且反倒让社会上对“打黑是否黑打”担忧。
在法治理性的轨道内，一起再复杂不过的刑事案件，也不外乎回归个案就被告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作出审裁。只有严格秉承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刑事司法最基本的原则，建立在证据事实与法律标准基础之上，按照司法的判断逻辑作出判断，才能堵舆情非议的“悠悠之口”，也才能彰显司法正义的不屈品格。因此，李庄案在前几季不同程度消耗了人们的法治期待之后，最终能否以一桩正常案件回归法治理性，将至关重要。
就此而言，采取公开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在坚实严密的司法程序推演上，着重查清那些关键的证据事实，并在证据存疑或缺失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才是司法矫正正义的法治途径。因此，对李庄的控告与申诉，公众无需做过度的阐释与解读，司法机关更无需考虑过多的法治外因素，一切只需回归法治理性，按照寻常刑事司法的判断逻辑去做便是。只有这样的办案思维，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法治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