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幽默对付灾难，就把严峻融化了”
河南商报：这是你对1942年的探究？
刘震云：当然，1942年如果探究到这种地步，是可以写部不错的作品，但是当我把这些事实从1942年打捞出来，又摆到这些幸存者面前时，他们的脑子开始转了，他们的“转”给你提供了亲身经历的细节，这就是300万人面临死亡的态度。
河南商报：你一直提到“态度”，这是种什么样的态度？
刘震云：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一个美国人，遇到这种事会想为什么死，到底是谁把我饿死的，但是河南人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最后的幽默。老张死的时候，会想起好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死了，老张最后的想法就是“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一个民族面对生死的态度，一定决定了生存的秘籍。这个秘籍就是幽默和自嘲。
另外一个就是面对这种灾难的严峻，你能用严峻对付严峻吗？这时候严峻就变成一块铁，你反抗就是鸡蛋碰到铁上。但是如果用幽默来对付，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到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300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幽默的态度，是与众不同，与别的民族不同，这就是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缘起。
关于电影
一部电影的19年“孕育”历程
河南商报：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这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刘震云：冯小刚最初提出来，他的想法确实在别人看来非常疯狂，一开始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首先有几个不可能。
把这个小说改成电影不可能，没有电影元素，故事、人物、情节、起承转合的结构，它都没有，就是一个调查体的材料的堆积。所以他一开始说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是1993年，到现在19年了，我当时说想一想，别着急，后来开了个论证会，所有专家都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它不具备，没有这些元素。
就像做羊肉烩面，要有羊肉、白面、葱姜蒜，都得有，这都没有，怎么可能，疯了吧。
所以会开完，我问小刚弄不弄，他说，弄吧？那就证明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背面的。我们看到了今天，是不是小刚看到了昨天和明天？他说，其实对《一九四二》特别感兴趣的是幽默，《辛德勒名单》严峻，这个幽默，说明他看到的是态度，灾民的态度、作者的态度，这比里边的电影元素重要。
缺少的东西从哪来呢？一个在宾馆里边大家商量，另一个就是像你们一样，走一下灾民的路线、委员长的路线、日本人的路线、白修德的路线，接着就上路了。几大路线走的时候，缺少的东西自己就出来了，所有的人物都是自己生长出来的，老东家一家、佃户一家，这些人物小说都没有，自己就生长出来了。
还有就是19年了，拍摄这个影片几起几落。19年坚持下来，为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一定不是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而是走逃荒路，和灾民有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另外就是这个剧本本身，别的导演来拍，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大方面不见面，灾民和委员长、日本人、白修德、天主教会都不见面，在一个戏里，几个主角不见面，戏能成立吗？咱几个不见面，演一台戏，怎么能行呢？小刚说，你说行就行，为什么呢？好就好在不见面，不见面这就形成了政治真空。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另外就是用幽默的态度对待，是不是更悲凉一些？生活原理和艺术原理，小刚比别人参悟的要不同，要深刻。看了就觉得是他拍的前所未有的。
河南商报：这部电影的看点，或者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怎么完美实现呢？
刘震云：第一，电影很特别。态度特别，出来的态度是灾民的态度，看了很多细节，幽默，笑了之后更悲凉。第二，内容特别。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各大方位的错动，气势恢弘。第三，全明星阵容，这个吸引力也很高。在别的剧里你可能是主角，这里就几句台词，另外还有好莱坞的影帝，聚集在一个片子里。第四，有原来的小说，有刘震云的名字。第五，有冯小刚的名字。几大因素聚集到一起了。
我跟小刚还说呢，也许1993年拍了，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能拿出3000万元，就是天文数字，而且那时候小刚拍电影的经验还不很丰富，后来19年中拍了那么多大片，攒了那么多好口碑，这肯定对票房也有拉动作用。
重要的是，19年，不管是小刚，还是我，我们对生活、对艺术、对自己、对1942年的认识，和19年前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年中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积累，投资跟以前也不一样，两亿多元的投资，能够达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3000万元你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