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成了一个圈子
在这起征地办贪腐案件中，有数百宗虚造拆迁补偿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行为，几乎每一宗都有两方甚至多方相互勾结造假。用王春喜的话说，“协议要共同签字，一个人完成不了，几个人商量造个假，就出来了”。
办案检察官张剑时描述当时的情况时说:“征地办和动迁中心的工作人员各自找了亲戚朋友的身份证，虚报房屋、厂房、设备，自己编造自己批。不存在房屋的空地，随便编造一幢楼数百平方米;不存在的一个厂，围起院墙就算一个，有时甚至连院墙都懒得围。”
而之前规定的拍照、录像等监督制度，都以“太忙”为理由被取消了。一切监督都无从谈起，因为拆迁过后，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平地，即使曾经申报的大厦万间都是虚构也无从查起。
在张剑时看来，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时，组团贪腐就势成必然。有不想贪污的吗?答案是“有”。但是“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同样涉案的代军峰这样解释。
30多岁的代军峰在征地办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连科员都不是，却也“不得不”贪污受贿了近800万元。其实他家中并不缺钱，不仅有自家开的工厂，而且工厂一年的收入就比这几年他贪污受贿的总额还要多。他贪污受贿所得的钱都存在以亲人名义开的账户里，直至案发一分钱也没动。
在问到为何要贪污受贿时，代军峰交代:“开始不习惯，后来就慢慢接受了，也就是从众心理，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整个单位的人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每件事都想法搞些钱，不搞钱就不正常了。”
征地办有一套潜规则
征地办有一套自己的潜规则，那就是“一损俱损，一荣皆荣”。有了能赚钱的机会，大家就会组团上阵，这是征地办里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侦查过程中，办案检察官还遇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年，李全民到新疆出差，想买块和田玉，就打电话让王春喜马上打30万元给他。李全民完全不问王春喜的钱从哪里来，回到许昌后也只字不提还钱的事。深谙潜规则的王春喜自然也不会提还钱，而是准备好一份假协议交给了李全民，李全民看了一眼，没说任何话就把字签了。
张剑时告诉记者:“李全民没有明确讲这钱不还了，也不用教王春喜做个假协议，他明知王春喜会做手脚解决这30万元，却什么都不说，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变相的共同贪污。”
此非孤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动迁中心。这两家机构本来各有分工，随着2011年征地办窝案案发，办案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因为负责的村不同，需要签字的手续也有差别，在需要对方配合造假的时候，两家机构也都心照不宣地给予对方各种方便。有时乡干部、村干部、村民也会参与其中一起瓜分，在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征地拆迁领域腐败窝案涉案的31人中，近一半是乡村干部或村民。
于是，办案检察官开始将侦查重点转向了动迁中心。经过侦查，目前与动迁中心相关的也有30多人牵扯进了这起窝案中。
这种组团腐败带来的集体禁言、集体掩护、集体串供，为办理此类案件带来了许多困难。
“其实，这种组团腐败的最大危害是具有隐蔽性，大家利益均沾，一起闷声发大财，极难侦破。”张剑时说，“如果不是我们对此案长期的经营，掌握到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财产不正常，这个案件的黑幕很难被揭开。”
目前，许昌征地拆迁系列窝案，除动迁中心原副主任李志强等3人在逃外，征地办的涉案31人均已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动迁中心涉及30余人的案件陆续处于侦查、审查起诉、法院判决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