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梅告诉记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6月2日上午九点，她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押到医院，并在当日下午三点，被医生注射了一针“毒针”，进行引产。
外逃：总有说理的地儿
6月2日，历经40多个小时匆匆赶回的邓吉元，在曾家镇短暂停留后赶到了镇坪县城，见到病床上憔悴的妻子，他一边安慰，一边流下眼泪。“想着领导面子过不去，让普通干部给我道个歉也行啊，结果他们说这是基本国策，也不道歉，惹怒了我”。
邓吉元随后在县城街道花了400块钱打印了100多份诉求书，诉求书上印着那张孩子躺在母亲身边、最终为外界所震惊的照片，开始上访。6月7日，在平利县境内，他们和另外一群上访的民工拦下了省领导视察的车队，高考结束的过路学生随后将诉求书内容发上网络。
此后，随着外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及邓吉元微博上一句“去北京接受采访”的话，让当地政府开始加强了对他们一家的跟踪。“一直在监视，买东西，后面跟四五个人。上车他就拦住你，你回去他就跟你回去”，“晚上在医院门口轮流值班”。
政府的答复迟迟不来，以及对家人的跟踪彻底激怒了邓吉元。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策划“出逃”，去北京找此前曾赶赴镇坪但却被他拒绝的律师张凯，“当时我就想，总要有个说理的地儿”。
在“出逃”失败一次之后，6月24日，邓吉元甩掉跟踪的人，在山上躲了一天，用800块钱租下了一辆外地车赶到平利县城，随后又花1200块钱租车夜间赶路前往湖北十堰，最终乘坐火车抵达北京。这一早已被外界熟知的“跑路”历时5天，这期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邓吉元失踪了。
半年之后，邓吉元依然后怕：“心里很紧张，就怕他们把我逮住了，秘密关押起来”。当他到北京给张凯打了电话后，“心总算落停了”。邓吉元认为，“出逃”是找回尊严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