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
5月27日，邓吉元和老家的几个工人在安康刚坐上开往西安的大巴车，就接到了镇计生办干部打来的电话，“他们把我老婆看起来了，让我赶紧回来”。但邓吉元并没有过多在意，他以为镇上类似的事儿（未办理准生证）多，顶多罚两千块钱，可万万没想到“他们敢拉着去”做强制引产，“去的路上我也一直在和我老婆通电话，她说没事，我侧面问过相关的领导，家属不签字，他们不能做”。
但当他6月2日再次接到大姐的电话时，那边传来的却是妻子冯建梅悲痛欲绝的哭泣：没有家属签字，怀孕7个月的冯建梅被强制引产。
冯建梅的弟弟发布了和镇政府的短信往来。
邓吉元进屋的时候，母亲正在锅台上忙活午饭。楼上，工人们正在给弟弟邓明的婚房装修，母亲也刚从江苏看病回来不多几日，姨父和小姨特意过来帮忙，屋里一时热闹起来……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这几乎是这个位于大巴山腹地的普通人家最热闹的一天了。
很快，屋里屋外腊肉飘香。
半年前，邓吉元还是一个“逃亡”的父亲：软弱的哭泣，愤怒的想杀人。他7个月大的孩子因为没有办准生证被当地政府强制引产，为讨回尊严他历险“跑路”北京，与当地政府千里对峙。
这场围绕着国家计生政策、地方政府行令以及个体尊严之间的三角博弈以和解收场，没有赢家。“事情已经过去了，该处罚的人也处罚了，也差不多了吧”，坐在火炉边，邓吉元语气淡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