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
如果从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来说，这是他自认命运不济的又一例证。
正在取保候审阶段的许帅，反复研究中国征地和英国移民的法律，以及中英两国关于国籍方面的规定以确定自己两个孩子的身份。按照他的理解，两国都承认两个孩子具备本国国籍，他们都有英国护照，都没有中国户口，连疫苗都打不成。因为儿子是在中国出生，英国护照上没有进入中国的记录，所以如果他要去英国，还必须申请中国公民出境签证。但同时，中国农村出生的他，没有分配土地，也不能上医保。
许帅无数次构想过自己和家庭的前途。妻女都好说，就是儿子有点身份纠葛，“只要我儿子拿到了一次性出境证，在北京上了飞机出去了，出去了他们就管不到了，人家就是英国人了。就跟鲤鱼跃龙门一样。”
最难办的是许帅自己。
一方面，他羡慕英国的生活，自由、有保障。另一方面，他顾虑孝道，尤其在与基层政府发生矛盾之后，坚持不离国土的父母让他无法割舍。一方面，他清楚孩子们最终还是要回英国生活，这对他们的未来有益。另一方面，父母不希望儿媳离开，如果必须要走，至少也要留下来一个孩子，“孩子是农村人活下去的动力”。
许帅上面有两个姐姐，当年父母因为超生而离开村庄，一路乞讨到了中苏边境，卖豆腐为生。许帅和中苏小伙伴一起成长到3岁。回到山东乡村后，许帅开始过担惊受怕的日子，计生的人一上门，他就和姐姐钻到床下。因为没有户口，许帅长期无学可上。80年代末，家里花4000块钱给他上了户口，几乎倾其所有。考学时许帅争气，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上，农转非的荣耀、“国家干部”的未来，让这个农家卖了所有牲口，供男娃上学。谁知，毕业不包分配，不能留在城市的许帅，农村的土地也没有得到保留。耕种着父母的土地，还被廉价征走了一半。连原本开了几年相安无事的兽医站，也因为突袭的严苛规定而不得不关闭。家里除了还剩4亩地，就只有靠许帅卖转运珠的小地摊谋点营生。
小时候上学，每家都要交300块钱，“集资建校”，学校建成后，属于国家。现在，土地也像当年的学校一样，好像握在你手里，但却什么也握不住。
在中苏边境的成长经历让许帅学会了俄语。他2009年到海参崴务工，碰到在集市上因无法沟通而手足无措的乔安妮时，帮了她大忙。后来两人相恋，乔安妮嫁到他的老家。那时的她以为，中国“家家户户都会武功，飞檐走壁；中国农村都是那种古建筑”。
他的妻子已经无法忍受现今的生活。在经历几次冲突场面后，她就像刚生产后的受惊母猫，暴躁、多疑，恐惧和提防任何对孩子造成伤害的可能。
在中国将近四年，乔安妮经历了中国的葬礼，披麻戴孝，烧纸磕头。
她和丈夫经过县城，看到劳务市场上人们举着牌子：“泥瓦匠”、“木工”、“刮瓷”。看不懂汉字的她问：他们是在上访吗？
她偷偷做过几天英语辅导班，丈夫告诉她，孩子们课间议论的都是父亲的工作职位和自己衣服的品牌及价格。
她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但解决方法只有赶快离开。
移民的事情，许帅也反复考察，但现有的门槛太高，指望靠正常移民解决他身处的乡村矛盾，无法实现。而采取强行闯馆等过激手段，即便能够实现，也意味着他会被宗族亲友们记恨一辈子。他担心，如果将来姐姐的孩子们想要考公务员怎么办？政审关不是一下子就被“咔嚓”了吗？
“我希望还是给下一代一个好的印象，我们的国家是美好的，我们国家是法治社会。我希望下一代不要重复我的覆辙。我受的已经够了，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还有我亲人的下一代，都会喜欢这个国家，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和骄傲。”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