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是快速了解一个城市的窗口。在郑州，百余家博物馆伫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些涵盖历史、艺术、科技、自然等各类主题的博物馆，犹如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文化会客厅”，市民和游客随时可以走进各大博物馆中，与文物会面、随历史徜徉。

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文物藏品，无疑是各个博物馆“文化会客厅”中的核心主角。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商都遗址博物院的特色藏品，通过它们蕴含的文化“密码”，展现郑州地区深厚博大的历史文脉。

兽面纹铜方鼎（复制品）

——迄今发现商代早期最大青铜器

又名杜岭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宽61厘米，重86.4千克。立耳，口近长方形，腹部呈方斗形，壁微斜，平底，下承四柱足，中空。纹饰以兽面纹和乳钉纹为主。1974年郑州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器。

经过70年考古发掘，郑州商城出土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特别是1974年，在杜岭街发现三座窖藏坑，坑内发现大批王室青铜礼器，眼前兽面纹铜方鼎便是之一，又称杜岭方鼎，重达86.4千克。纹饰以兽面纹和乳钉纹为主。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器，也是郑州商城作为商代王都最重要的佐证之一。

参观手记：郑州作为“天地之中”，这里的商代都城3600年前即是早商王都所在。古时的“亳都”，至今仍文脉不断、城址不移，体现在出土文物上，杜岭一号方鼎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为迄今发现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器，杜岭一号方鼎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杜岭方鼎的出土，为郑州作为商朝都城提供了有力的青铜佐证，为此后中国古都学会将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提供了有力支撑。

原始瓷尊

——将我国烧制瓷器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

原始瓷尊，敞口、折肩，肩腹饰有排列密集而规整的斜行小方格纹。胎骨坚硬致密，表面施釉。它与后代的瓷器相比，虽带有不少原始色彩，但已基本具备了瓷器的特征。有别于陶制的泥土，而使用高岭土，烧制火候可达到1200℃。郑州商城“原始瓷器”的出土，将我国开始烧制瓷器的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极大地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

参观手记：瓷器之于中国如此重要，人们自然发出了“中国瓷器起源何时？”之问。20世纪50年代末，学术界开始就中国古代瓷器的起源年代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在追溯“瓷”的起源时发现，尽管烧制瓷器的工艺成熟于东汉晚期，而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

原始瓷尊作为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品，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原料还不够纯净、工艺还不够精细，存在着胎体杂质、釉色不稳定等“瑕疵”，但由于制作方法原始，成品率低，流传于世更是罕见，以原始瓷尊为代表的“原始瓷器”，毫无疑问体现了那个时代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在当时甚至比青铜器要珍贵。

牛肋骨刻辞（复制品）

——佐证郑州商都遗址即为商汤之“亳”都

郑州商城牛肋骨刻辞的发现，将甲骨文的出现年代提前至二里岗时期，为探寻商文明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有利线索。据相关学者研究，其中“乇”字的发现及其释读，佐证了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即为商汤之“亳”都。

参观手记：殷墟甲骨的出土，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历程。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人们了解到甲骨文是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不会从天而降，那么早期甲骨文的源头在哪里？

著名考古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提出：“中国文字并非肇始于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甲骨文与金文，而应溯源至更久远的时代。商代早期文字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和其他载体上的文字发展而来，而商代的甲骨文、金文又为后世所继承并发展。在这条传承有序的文字之路中，商代早期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作为早商主要都邑，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文字遗存的发现，至少将成熟汉字使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余年。”这一观点将中华文字成熟的起点向前推至商代前期，也就是说，郑州就是中华文字成熟的起点。这件牛肋骨刻辞，就印证了这一观点。

字陶文

——为亳都的确认提供了确切证据

郑州商城出土战国时期的字陶文，为亳都的确认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对郑州二里岗文化和商城遗址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观手记：郑州入列中国八大古都，郑州商代都城的发现与确立功不可没。早在20世纪50年代，郑州商代都城究竟是“隞”都还是“亳”都，曾引起过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这件亳字陶文的出现，印证了郑州商城为商代早期都城的论断。

郑报全媒体记者 左立慧/文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