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图文)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哲学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德国是这个峰巅的所在地：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德国。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莱布尼茨（G ottfried W 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艺复兴时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外他还是外交家和科学活动家，曾创办了当时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他甚至还应俄国彼得大帝的要求，帮助俄国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你看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M arie Philippe grim aldi,1639－1712）的两封长信中，向他提出了30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小到养蚕方法、棉絮制作，直到推荐“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 作者： 叶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