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图文)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T urgot，1727-1781），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波茨坦逍遥园内的“中国茶亭”

　　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慕尼黑英式公园里的“中国木塔”

　　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因为，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信息传递不及时。直到18世纪中叶，即“中国风”的尾声中，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而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 作者： 叶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