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编辑 安吉)
( 作者:
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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