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 此一消息发酵数日，直至有网媒以“镇政府拒公开三公，称申请者找麻烦”为题重新包装，方才引发舆论热议。也许，公众对于“三公经费”的关注，早就到达临界点——当期望一次次落空，当吁求轮番遭遇无视，即便最坚定的围观者，想必也难免生出审丑疲劳……廖红波，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也遭遇了无差别的冷遇，唯一不同的是，他多了一份耐心、坚定，以及对规则的熟稔。
“找麻烦”，意在激活公开规则
2012年3月以来，湖南湘潭人廖红波为申请“三公经费”信息公开，起诉多个镇政府，但至今仅有3个镇政府较为完整地提供了相关信息。廖红波称，有官员拒绝公开三公经费称他在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
此一消息发酵数日，直至有网媒以“镇政府拒公开三公，称申请者找麻烦”为题重新包装，方才引发舆论热议。也许，公众对于“三公经费”的关注，早就到达临界点——当期望一次次落空，当吁求轮番遭遇无视，即便最坚定的围观者，想必也难免生出审丑疲劳……廖红波，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也遭遇了无差别的冷遇，唯一不同的是，他多了一份耐心、坚定，以及对规则的熟稔。
虽说，将申请公开说成“找麻烦”，着实令人不爽。但这句“雷语”，实则一时一人之观点，揪着不放，意义不大。真正重要的是，公众当重新梳理敦促“三公公开”的现实后果和可行路径。廖选择“起诉”，当然有其依据：无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最高法“明确5类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法院应受理”的补充规定，都无一不是有力的法律支撑。
归结说来，廖红波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事例，皆凸显出环绕在“三公经费”之上的两个死结：其一，有共识而难行动。官民双方皆知“公开”的必要性，但官方缺乏主动公开的动力，民间少有有效施压的手段；其二，一揽子“专设规则”存在纸面化、效用递减之危。种种鼓励民众起诉的法条，在司法实践中，被以各色理由化解。且，随着行政区划下移，官民对于法律、法规的内容，也越发陌生、缺乏认同。乃至出现中央财政已公开“三公”，乡镇一级仍秘而不宣的局面。
在乡镇层面，群众缺乏有效发声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也不具备监督政府的意识与素养。再加上职业法律人的稀缺……种种因素交织，最终使得这一级别的公职部门，更加倾向封闭，忽略与民众的沟通。乡镇式的群居形式，仍未摆脱乡土世界中，那种相忍、相让、互信的传统，民众与职能者，天然具备一定的相熟与亲近感。在此前提下，乡镇政府是否公开“三公信息”，是极少考虑民意的。
可以说，廖红波所挑战的，不仅是乡镇公职者的权威，甚或还包括一种原始状的官民格局。在现代社会，乡镇民众内心那极具渊源的“轻信”，已沦为基层官员寻租的推手。所以，拥抱法律精神，绝对是必要的改变。事实上，法律的“文本书写”是一回事，法律的“执行待遇”却是另一回事。当法条日趋完善，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常态化地“运用”，激活纸面的规定。(然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