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热映以来，争议之声不绝于耳，先是影片内容的褒贬不一，接着业内又开始探讨删减版和原版的孰优孰劣，不过，这些都不及原编剧芦苇对《白鹿原》的炮轰来得惊天动地。
剧本之争 凸显编剧尴尬处境
做为影视剧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编剧所担负的责任极为重要，影片的成功与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编剧改编的功底是否扎实，更确切地说，剧本的好坏直接决定电影的命运。《白鹿原》上映后，争议最大的是，影片过于突出女性角色田小娥，其他主要人物被削弱、甚至成了附属和陪衬。
对此，原编剧芦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电影《白鹿原》立项后，西影厂里指定我当编剧”，但他在2005年北京电影局举行的《白鹿原》立项研讨会上却发现剧本被掉包，“上报的剧本不是我的，而是导演王全安的”。电影拍完后，制片人提出给芦苇编剧第二署名权。由于芦苇不认可他剧本的精神指向，觉得王全安把影片格局做小了，把土地史诗拍成腻腻歪歪的男女关系，“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不署名。”
针对芦苇的炮轰，《白鹿原》的宣传总监周洲回应更加激烈，“想署名第一编剧被拒绝，署名第二也愿意。写下同意书，之后却反悔，反悔是为了反咬，反咬是为了出名。没有作品面世，观点激情四射，芦苇老师不是走向艺术的巅峰，而是走向艺术的疯癫啊！”
我们无法考证剧本之争孰是孰非，但这样的对峙却直接凸显了编剧的尴尬处境。
重视不足 编剧应得到相应尊重
作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在《百花奖没有理由排斥对编剧的奖励》一文中提出：5000万元资金的百花奖没有设剧本奖，照样闪亮开奖，这是中国电影发展中缺失较严重的地方，影视编剧也会成为制约影视发展的一个死角。
在2006年《墨攻》上映后，编剧李树型将导演张之亮告上法庭，原因是该片编剧署名为张之亮，李树型的名字则排列在工作人员一栏。虽然最终判决李树型应享有相应的编剧署名权，但这些都足以体现影视编剧缺乏相应的认可，也影射出编剧行业法律保护的薄弱。
虽然外界对编剧还不够重视，但已经有业内人士意识到了编剧的重要性。其中，导演陈可辛尤为尊重编剧权益，据了解，影片《投名状》的编剧署名长达九个，陈可辛的宣传总监陆垚表示：“我们的态度是，只要对于剧本有出过力，参与写本子的就会署名编剧，这是对他们劳动的基本肯定。”
(崔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