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英艺术照
专业社工介入“边缘青少年群体”困难重重
同很多涉及“边缘青少年群体”社会服务缺失的案件一样，张贵英案也受到社工界、心理咨询界、非政府组织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在新一轮“政府购买服务”热潮中，那些获得政府资金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对这一案件尤为在意。
一个理想的摸排“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方法是，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摸排。此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团中央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欧洲，在芬兰找到了上述模式的理想实践——“青年侦探”项目。
“青年侦探”即为职业青年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到处打听哪里有边缘青年，然后通过登门拜访、预约访谈、网络聊天、电话沟通等方式，去接触并帮助青年摆脱边缘化处境，尽快融入社会。
据芬兰官方测算，一个边缘青年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欧元，而负担一个“青年侦探”的费用每年仅为3万欧元。
在中国，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合作模式，近两年也已算不上是新鲜事儿了。在“政府购买服务”潮的浪尖——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团海珠区委“领工资”了。
“启创中心”近期以550万元的价格承接了由广州市民政局、海珠区政府出资，团海珠区委监管的社区服务项目——为海珠区26万名6岁至30岁青少年所在的6个社区、12所学校提供社工服务。上一年，该项目的中标价格仅为250万元左右。
尽管受雇于政府，但在“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摸排上，廖焕标和他的团队仍感到困难重重。
“要摸排这类青少年，绕不开司法、公安部门，但要与他们合作，可能并不容易。”廖焕标说，针对“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大重要服务门类，也是最能体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服务产品，但它同时也是最考验政府服务意识、认识水准的工作之一，“要司法、公安部门放开手和社会组织合作，不是‘控制’或者‘忽略’这个群体，而要‘服务’，不容易。”
廖焕标从圈内朋友处听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已有意在“社区禁毒”项目上进行尝试，与某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一项目险些夭折，“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司法部门能有这种意识，本身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跨越。”
他告诉记者，香港的青少年在成为所谓“边缘青少年”之前，会经过由社工组成的5层“保护网”的过滤。第一层是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第二层是驻校社工，第三层是社区针对吸毒、卖淫等人员的专项服务社工，第四层是每天在社区巡查的社区外展队社工，第五层是从夜间23时至清晨6时巡查的深宵外展队社工。即使一不小心掉入“边缘青少年群体”，香港法庭在正式判处刑罚前还有“社会服务令”、“警司警戒令”和“感化令”，由专业社工介入对失足青少年进行辅导，帮助其找工作、读书或者创业。
“在内地，就很少见到警察、法官、检察官、医生会把可能有问题的青少年转给社工。”廖焕标介绍，启创中心接到的“边缘青少年”案例不多，且一般从有驻校社工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处获得，从未有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转介过这类人群。 (中国青年报)
